90岁高龄《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很不幸！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可能

傅高义

来源：太湖之南（ID：huzhouwx）

编者按：《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视频连线90岁高龄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他说：目前的一个危险是，美中两国的超级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分道扬镳的声音太大。

环球时报：中美会发生军事冲突吗？
傅高义：很不幸，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如果我们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可能性：一战始于一件小事，并很快波及多个大国，尽管它们并未计划参战。
今天，如果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就可能会很快升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这将非常可怕。
我相信台湾地区领导人已意识到，过分寻求独立是挑衅大陆出兵，他们会试图避免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北京领导人担心台湾会跨过“台独”红线，或者他们认为美国不会因为大陆出兵而参战保护台湾，那么就存在美中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机。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一场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打击的大战。为避免这样的重大危险，我们必须加强美中领导人间的理解。
所有关心世界、关心美中关系的人都要意识到，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是否将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战场？
傅高义：首先，我不认为美国会派遣军队，所以不存在真正军事意义上的“战场”。美国会在公共舆论上就香港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他们对那里要求更多自由的年轻人十分同情。一个现实是，美国很难找到对香港产生实际影响的办法，毕竟美国无法控制特区政府。但很多美国人相信他们应该对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因此，我想香港会成为美中公共舆论的战场。
环球时报：邓小平当年曾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现在50年已走过接近一半。西方有人称“一国两制”或许已经失败，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傅高义：我认为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其本意是想让香港和内地在交流中逐渐合作。所以我不认为“一国两制”失败了，但就上述这点而言，现在确实处于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面临很多挑战。

香港社会有很多不幸的问题。很多内地人才前往香港，在那里找到好工作，同时香港最富有的阶层从房地产行业中赚取大量利润，收取高额租金。而很多当地人，包括没有获得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为面积极小的房屋支付高昂租金。他们的生活一直很不愉快。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向政治领导人表达意见的渠道。香港的领导者们，无论富裕阶层、政府还是抗争者，都没有很好地处理问题。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困局。

现在，北京希望通过国安法和派驻国安人员平定香港局势。不过我认为，这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北京和港府接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香港民众的问题。如果能从现在做起，并和当地民众进行讨论，我预期局面能在未来几年有所好转。但如果只是采取强力措施，而没能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抗议和冲突恐怕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总之，香港需要一些更有想象力的领导人，找到新的方法，为香港人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予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当下的历史任务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历史任务是塑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也是两国共同的责任。这就像奥运会比赛里，运动员们会非常激烈地竞争，但他们不是在打架。所以，找到一种“竞争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领导人当下共同的历史使命。我和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错误。在这个国际银行，中国领导人在建立规则和搭建框架方面表现出色。在非洲，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上做得很好，尽管他们在对外关系上还有待改善。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目前尚在起步阶段，还需要调整工作方法，但它在连接欧亚大陆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我想，很多有思想的美国人已开始看到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需要找到一条和其他国家合作并解决分歧的道路。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正在结束，美国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领导全球所有事务。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为世界提供一个全面的新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世界不会被分为敌对的几块，因为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是灾难，世界应该在一个整体架构中团结起来。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危险是，美中两国的超级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分道扬镳的声音太大，愤怒的情绪过于高涨。政府需要对此予以控制。
此外，在国内，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相反，上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在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做得不太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扩大是很多人支持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现阶段的另一个历史任务是，阻止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点极为关键。中国领导人应当想办法创造一种新的服务型经济和新的就业形式，让科技发展能惠及每一个人，提供工资差距不那么大的就业机会。
环球时报：您是否担心特朗普政府动辄“甩锅”中国的言行，会对全球联合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
傅高义：确实如此。现在美中两国在不停地互相指责，这非常糟糕。怎样对付新冠疫情？两国此时真正该做的是合作开发新药、生产抗疫设备等。但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对着彼此大喊大叫，追究到底是谁引发了现在的局面，谁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在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中都犯过错误，但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前行。
环球时报：您前面提到美国的内部问题。严重的疫情和社会上不断的抗议，都让外界看美国有种“混乱”之感。美国的国内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重塑美国与外界的关系？
傅高义：美国现在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但美国有改革与改善的能力。当然，未来美国人会继续批评中国。我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很明白那里的情况和当地人的思维。不过，我仍然认为美国有着强大的复兴潜力。
我知道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曾是一个强国，但它现在正在衰落。我想说，美国将不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在世界上拥有完全的主导地位，但许多美国人仍在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就在数天前，《纽约时报》用整整一个版面讨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指出我们必须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做更多工作，尤其是改善黑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尽管民主可能搞得一团糟，比如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糟糕的特朗普总统任期，但民主也可以让所有人提出建议，采取各种方法，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我不认为美国会因目前的问题彻底垮掉。我们也许会经历几年伤脑筋的时光，然后慢慢从疫情中恢复。我们也在试图寻找一条新的经济道路，解决那些在过去数年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我希望美国能找到这样一条路，尽管并不容易，但请不要就此认为美国将走向失败。
美国曾犯过很多错误，比如，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我和很多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好地和中国打交道。美国仍然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自我纠偏的国家。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白云怡 谢文婷

转载时有删节

2012年10月5日，傅高义出席美国智库为其新书《邓小平时代》举行的研讨会后，为听众签书

傅高义：一位“中国先生”的研究简历

3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傅高义一生的轨迹。1960年11月，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学探望一位朋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傅高义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想过。”这位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他后来曾不无自豪地说：“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

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是他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他说，“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他解释说，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972年10月，朱德(前左)、郭沫若(前右)、华国锋(后戴眼镜者)在北京颐和园参加建国23周年游园活动

1973年，费正清从东亚中心退休，比他小25岁的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

1987年傅高义前往广东。198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 dong Under Reform)。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1995年夏，傅高义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

从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的好朋友傅高义一同到华盛顿工作，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解释说，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是为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十几个部门提供材料分析工作。

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哈佛大学与中国教育部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也无疑为哈佛大学与中国高层的互动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03年温家宝总理再次访问哈佛。费正清中心直接参与支持了这两次高端访问。追根溯源，都与傅高义的努力有关。

2019年7月，傅高义联合百名专家学者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今年4月，包括傅高义在内的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学者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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